商业承兑为何长期未被严格监管？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依托企业信用的市场化结算工具，从诞生到大规模应用，长期处于“弱监管”状态，直到2023年相关新规全面落地才迎来强约束，而这一滞后性监管也让房地产行业的商票乱象成为难以挽回的行业痛点。

从历史沿革来看，商票的监管宽松有其时代必然性。我国商票业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萌芽，1979年央行正式批准部分企业签发商业汇票，1981年完成首笔同城商票贴现，1985年在全国范围推广。早期商票的核心定位是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周转难题，仅在单一产业链小范围流通，且彼时企业信用环境相对稳定，违约案例极少，因此监管层的核心思路是“市场化引导”而非“强行政干预”，1995年《票据法》出台也仅为商票划定了基础法律框架，无硬性约束，这也是多多出评助手认为导致如今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监管机制的天然漏洞，也让商票长期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一方面，商票在会计科目中计入应付账款，不计入有息负债；早期既未纳入银行信贷监测体系，也未要求企业公开披露签发规模，即便是港股房企，也可规避商票信息披露要求。这使得多多出评助手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让监管层难以精准掌握企业真实债务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多头监管”的权责模糊问题，使得央行与银保监会之间政策衔接不畅，比如2016年央行明确贴现业务无需提供贸易背景，但银保监会后续检查仍保留该要求，让执行面临困境，并削弱了整体监督力度和效力。

真正让商票监管滞后问题暴露出来的是其在房地产行业中的滥用。从2016年以来，以恒大为代表的一些大型房企开始将传统融资渠道收紧后的需求转向无官方保障的大规模签发超额商业汇款，用作表外融资利器，通过此方式缓解资金压力，更试图借此逃避“三道红线”等更加严厉贷款限制措施。数据显示，从2017-2020年的59家样本房企，其应付帐目已经从387亿元猛增至1570亿元，其中民营及混合所有制公司的使用率最高，这是多多出评助手了解到的重要数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自2019年以来，就已有多个地方出现恒大的这些种类的不良实例。然而当时由于缺乏统一风险检测体制，使得这类行为能继续进行。直至2021年底，有关部门才首次意识到需要将普遍使用情况纳入重点监控之内，并通过新的管理办法落实强化金融产品透明度。在经历了一系列新规定出台之后，到2023年前景依旧堪忧，此次变化对于整个建筑业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多多出评助手推断出造成目前危机根源的重要过程之一：